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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我比较幸运，学过西医又学了中医。这两门医学都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这些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些人问我，“你觉得中医行吗？值得相信吗？”很简单，如果中医不行，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如何延续至今？西医来中国不足200年，就像欧洲人到来之前，马里人只相信马里传统医学。中医建立在古人在自然界生活时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总结出的一系列防病、治病的方法之上，理解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局部，再结合自然界的天地、阴阳。而西医不同，是个别看待，比如为什么会发烧，要找到具体的原因，是细菌还是病毒，是A型还是C型？再把它消灭掉。中医医的是人，是整体。西医医的是人所生的病。二者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长，让彼此更强
迪亚拉DIARRA BOUBACAR，马里籍，教授、博士、中医博士后。首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及博士后的外籍人士，现任成都市人才引进新都区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国医大师孙光荣、刘敏如、石学敏、唐祖宣及全国名老中医临床中药药理泰斗祝之友等传承工作室继承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专家、志愿者，无国界医生，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WHO STOPTB/HIV阻止艾滋病、结核病，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理事等。迪亚拉博士于1986年进入广州中医学院攻读本科学位，1994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97年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籍人士，之后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1999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四川、云南等地工作、从事临床工作和公益慈善事业。2008年获得昆明好人称号，2012年中国政府民政部“中华慈善奖”，2013年有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天津电视台及凤凰卫视举办的泊客中国“中国因你更加美丽、十大外籍公益人士”获奖者，2013年CCTV年度慈善人物，2013年“最美云南人，云南十大新闻人物”，2016年中非建交60周年60位杰出贡献人物等。自2001年，迪亚拉博士和他的团队在云南省红河州开展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项目，包括乡村医生培训、饮水改厕项目、健康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麻风病康复项目、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等。迪亚拉博士曾经受训于多个名医之下如全国名老中医孙光荣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巴蜀名医“神针杨”杨介宾，岭南名医“靳三针创始人”靳瑞教授、司徒铃教授、张家维、邓铁涛教授、罗元凯教授等。迪亚拉博士擅长“针药并用”既应用中药结合中医外治法治未病、亚健康调理和治疗各种疾病如脾胃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闭经，月经不调、子午流注针法治疗各种疾病等。2012年迪亚拉博士进入了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临床科研研究。在国内发表过13篇论文、2本书。迪亚拉已结婚有两个小孩，迪亚拉的爱好是中医，公益，体育，他经常说“爱心无国界，中医无国界，公益无国界”。
2020年夏，由中国台湾医药研究院发现的中药材“白扁豆”，对新冠病毒具有抓取、阻隔效用的文章，被刊登在国际期刊。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学，讲究“望、闻、问、切”，讲究“气、形、神”，而在新冠防控中也被确切证明了其实用价值。
随着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传统中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中西方医学逐渐对立的形势下，探究中医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中西医学携手共赢的新局面，成为医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作为世界上首位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医生，来自非洲马里共和国的迪亚拉，在中西方医学领域都有十足的了解和话语权。
这个出身医学世家的黑人，在第一次接触中医时就被深深吸引，学有所成后留在中国云南偏远的山区行医，一待就是三十年。
来华深造
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西非内陆国家马里共和国。
这个北部边界位于撒哈拉沙漠中心的国家，即使在西非占有最广阔的国土面积，也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全球169个国家中综合排名排在倒数第九。
马里共和国没有像样的产业，工业基本为零，80%的人从事农畜牧工作，而迪亚拉的家族，却是剩下的20%中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家庭。
迪亚拉的爷爷曾经是有名的赤脚医生，培养了迪亚拉的父亲，成为了当地马尔卡拉医院的院长。
据迪亚拉回忆，父亲成为院长后，国家为他安排了汽车和住房，但迪亚拉却一次都没有乘坐过这辆车，因为除了公事，父亲从不将其占为己有。
在父亲的影响下，迪亚拉也明白医生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治病救人的道理。
在父亲的医院里，年幼的迪亚拉时常看着父亲为病人问诊、治疗，可以说他是闻着医院消毒药水长大的。
在耳濡目染下，迪亚拉也对医学产生的浓厚的兴趣。
1979年，15岁的迪亚拉通过高考，以全国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马里大学医学院学习。
1984年，迪亚拉通过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的考核，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
当时的马里政府正在挑选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公费安排其前往世界各个先进国留学，而迪亚拉也深感自己五年的学习，对于医术来说远远不够，于是报名申请了此次留学深造项目。
在别的同学都选择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时，迪亚拉和另外十几位同学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而这所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1984年冬，迪亚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而这次的中国之旅，彻底让这位黑人医生与中国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普外科，刚刚入学的留学生都是从基础的动物解剖开始练习，这对于功底扎实的迪亚拉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因此比起课业的负担，让这个黑人同学更困扰的是中文的学习。
而学校图书馆内珍藏的诸多中国医药古籍，比起满是英文的生理学大纲更让迪亚拉感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会，迪亚拉在医务室中亲身体验了老师使用针灸缓解自己的脊椎疼痛，看着镜子里被扎得像刺猬一样的后背，迪亚拉震惊不已，此后，他便时常去中医学部蹭课听讲。
到了一年级末，他征求了医生父亲的意见，正式向校方提出要放弃西医，转学中医。
由于迪亚拉属于公费定向培养，在转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手续上的麻烦，通过多次前往马里驻中国大使馆和教育部进行交涉后，1986年春天，迪亚拉前往广州，进入广州中医药大学，从本科阶段开始系统学习中医。
扎根中医
正式接触中医后，迪亚拉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字这一关。
中医的古籍，例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等经典著作，都是采用古代文言的方式，而通常使用的四百多种药材，读音、写法、功效，对于迪亚拉来说，都闻所未闻，需要从头开始学习。
一个学期下来，原本在西方医学上一直被看作佼佼者的他，在期末考核中仅仅拿到了40分。
这是迪亚拉学习生涯上首个不及格，并没有打消他钻研中医的热情，他在课余时间听戏曲、看中文原版书籍，图书馆的医学古汉语字典，被他前前后后翻阅了数万遍。
在攻破了语言关后，迪亚拉又碰到了拿捏针灸穴位的难关。
中医不似西医一般，各种疗法都有明确的指示或者用剂用量，为了摸清穴位和经络，迪亚拉不厌其烦地请教老师和同学，不论上课还是下课，总是带着针灸包和一条毛巾，随时随地进行练习。
经过五年的本科学习，迪亚拉又申请了硕士学位，八年的刻苦研究后，迪亚拉终于拿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文凭。
1994年，结束了学业的迪亚拉，被马里政府邀请回国。
中国和马里自1960年建交以来，中方向马方提供了诸多支持，其中也包括医疗设施建设。
如果迪亚拉选择回国，政府不仅给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待遇，他也能和中国的医疗团队携手，为马里的医疗建设作出贡献。
但此时的迪亚拉，不再是当初马里医学院年年名列第一、对人生没有太多规划的迪亚拉。
他在中国认识了许多在中西方医学上都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硕士毕业后，迪亚拉又申请报考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杨介宾教授的博士。
杨介宾教授出身中医名门世家，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教师、四川省针灸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审编委员会委员，在中医临床工作5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界优秀的专家学者。
而师从杨介宾教授的迪亚拉，在中医研究上又迈向了新的台阶。
作为世界上首位拿到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医生，迪亚拉非常感激一路走来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倾心帮助。
在学习深造期间，他随着项目团队走访了许多四川和云南的偏远山区，看到那些生活条件艰苦、就医困难的民众，而他心中作为医者的大爱，让他义无反顾的投身于慈善事业。
四川女婿
在读博期间，迪亚拉认识了成都女孩杨梅。
这个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中国姑娘，带着迪亚拉体验风土人情，教他讲四川话，还教会迪亚拉享受麻辣十足的川味饮食。
1997年，迪亚拉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毕业时他向爱人杨梅求婚，成为了一名地道的“四川女婿”。
27岁的杨梅因为肩颈问题，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迪亚拉。
迪亚拉出神入化的针灸技术，没几次就让杨梅僵硬的脖颈得到了缓解，两人一来二去，渐渐生了情愫。
杨梅父母第一次见到这个黑人小伙，吓了一跳的同时，也怀疑迪亚拉的中医是否真的像女儿形容的那般出色。
起初杨梅的父母十分反对这个“黑人女婿”，年近30岁的迪亚拉，刚刚博士毕业，工作单位不稳定，如果他选择回到祖国发展，看重“女娃不外嫁”的老一辈四川父母，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女儿也要“嫁鸡随鸡”，前往千里之外的非洲。
迪亚拉作为外国人，也是第一次接触中国的婚姻习俗，自然想不到女方父母会有这么多顾虑。
杨梅的母亲患有十分严重的风湿，迪亚拉为她配置了几幅中医药方，每周定时给“未来的丈母娘”上门针灸，这些旁人看来是献殷勤的行为，迪亚拉却十分坦荡而诚恳。
迪亚拉的针灸十分奏效，对女儿的用心也被两位老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杨梅再三确定迪亚拉愿意留在成都、留在中国继续行医的决心，在迪亚拉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两人正式举办了婚礼。
刚刚加入杨梅的中国大家庭时，迪亚拉略微有些格格不入。
在妻子的指导下，他的四川话突飞猛进，和亲人们聚餐时，偶尔蹦出几句蹩脚的方言，惹得大家一阵欢笑。
再加上迪亚拉“望闻问切”的中医功夫，老老少少都真心接纳了这个“黑人女婿”。
为了保证家庭开支，他在成都一家中医院就职，但他的黑人面孔却吓坏了不少前来看诊的人。
每次给病人施针时，他都能明显看出对方脸上的怀疑，因此迪亚拉总是说：“如果没有效果，我来承担医疗费。”
在一个又一个对病人的承诺中，迪亚拉的口碑也传播了开来。
而在工作之余，迪亚拉便会带着承担“方言翻译员”工作的妻子，前往四川一些偏远的农村，不定时地提供问诊服务。
起初这个奇怪的黑人，引起了众人的热议，甚至有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样，在迪亚拉问诊时躲在远处，嘻嘻哈哈的不甚好笑。
在一年多的坚持下，这个黑人医生在各个乡镇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给大家介绍同样疗效、价格却更便宜的药方，碰到当地赤脚医生前来请教，也会热心的倾囊相授，自此再也不见异样的眼光，迪亚拉被众人亲切的称为“黑求恩”。
助力山区
1998年，迪亚拉的母亲因病逝世，而当时的他，正因为中国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奔走在抗灾医疗防线上。
接到病危消息后，迪亚拉虽然悲伤，却并没有陷入两难的境地。
他说：“我和母亲将来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我相信她不会允许我对眼前受苦受难的民众视而不见。”
迪亚拉从事公益活动的行为被一些媒体报道后，他的一位大学同学，邀请他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
这个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援助机构，当时正在中国寻找协助治疗麻风、艾滋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专业医学人员，而中西医双料背景的迪亚拉，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助力。
在妻子的支持下，迪亚拉辞去了工作，连年往返于云南昆明、以及更加偏远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当地的疾病防控和医疗队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医者仁心”、“医者大爱”，迪亚拉在慈善医疗行业，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云南红河州，毗邻越南，国境线长达八百多公里，居住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少数民族。
由于亚热带气候以及崎岖的地形，这一带区域传染病多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
2001年，迪亚拉收到政府的邀请和支持，在红河州地区开展医疗教育和麻风病援助活动。
为了和当地群众拉近距离，他用夹杂四川方言的普通话进行交流，在向病人解释病理时，也经常引用歇后语或者浅显易懂的比方。
2003年，迪亚拉的第二个孩子不幸夭折，万分悲痛的他陪伴在妻子身边半年，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自己一人力量的有限。
回到岗位后，他便召集来当地的赤脚医生，免费开办“乡村医生培训班”。
从中医基础理论，到西医病理学、流行病学，在不同的村庄，迪亚拉根据当地不同的条件安排课程的内容，而每一个毕业的村医，都会被赠与三大件：血压表、体温计、听诊器。
迪亚拉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的是在外奔波的劳务工人，有的是他专程骑马上山找回来的农民，有的是慕名前来看诊的患者。
到目前为止，迪亚拉已经培养了三千多名村医，让当地居民真正能够“小病不出村”，享受便利的医疗。
光在云南，迪亚拉救治的麻风病患者就达到了两千多名。
除此之外，他还向贫困地区捐献基础医疗设备，修建公共路桥，为特别贫困的家庭募集公益基金。
这位“黑求恩”，全心全意将自己奉献给了中国边远地区建设。
因为长年奔波在少数民族地区，迪亚拉熟练地掌握了多门方言，四川话、广东话信手拈来，用彝语进行简单交流更是不在话下。
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后，迪亚拉作为中非交流的受益者，被任命为“鲁班工坊”的推广大使，为中马两国青年提供中医基础知识培训。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迪亚拉投身在疫情防控一线，为中医药学在新冠防治研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疫情得到缓解后，他向祖国马里政府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向他们解释中医原理，还捐献了已被实验证明的有效中医药材。
迪亚拉在一次媒体采访中称：“《大医精诚》教会了我治病要靠医术，也要靠德行。”
当有人质疑他为何不去自己更加需要人才的祖国时，他的回答往往是三个无国界：“中医无国界、公益无国界、爱心无国界。”作为中医的受益者，迪亚拉也将自己奉献给了医学。
结语
在迪亚拉刚刚辞去正式工作，投身慈善医疗事业时，他并未收到太多社会机构的物质支援，大部分行程活动都是自掏腰包，而他的妻子以及岳父岳母就是他背后最大的支柱。
远在马里的父亲，得知儿子的决定以及亲家的举动，也感到十分欣慰。
迪亚拉在中国边远山区为了医疗事业而奔波，为中医走向国际而努力奋斗，中国政府也在马里进行着广泛的援助和合作。
截止2020年10月，中国已经向马里派驻了27支医疗团队，在卡蒂、锡加索、以及迪亚拉的故乡马尔卡拉，都开展了医学交流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
地球是全人类携手创造的美好家园，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发展的权利。
迪亚拉是地球村的村医，哪里需要他，他就愿意去哪里。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只有我们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抛弃偏见、抛弃零和博弈，人类才能在更美好的未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